公元264年，三国时期吴国末位君主孙皓即位后，举荐奸佞，昏庸无道，淫乱残暴，民心思腹。为强化统治者，276年八月一日，孙皓故意炮制“下起神谶文”，假冒“上天帝言”，妄称“皇权天授”“下起符瑞”，年号“天玺”，錾刻石碑。这一石碑，就是知名的“天发神谶碑”，又称《吴天玺纪功碑》《吴孙皓纪功碑》。

天发神谶碑呈圆形圆幢形，环而刻之，原坐落于建业（今南京）城南天禧寺。宋代时断为三截，上段遗22行（长65、长301厘米，其中有一空行），行5至7字；中段遗19行（长76、长167厘米），行2至7字；下段遗10行（长31、长117厘米，其中有一空行），行2至3字，并存212字，又半字12。宋元祐六年（1091）胡宗师将它移到运输司后圃筹思亭，后迁到江宁县学尊经阁。原石上段有元祐六年胡宗师、崇宁元年（1102）石豫、明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耿定向题跋三则。

清嘉庆十年（1805）碑石毁坏于火灾。今南京总统府煦园龙墙上，存在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两江总督端方请求名手姚京不受据宋拓本白描纳拷贝的两块碑石。

天发神谶碑据传由华核撰文、皇象（三国时期书法家）书丹，因内容残缺不全，文献亦无记述，故均无法断定。该碑碑文荒诞不经，诡秘晦涩，且书体前无先例，后无继者，独一无二，怒诸凡夫。其体势非篆非隶（有“垂露篆”之称之为），既近于篆之圆长，也不像隶之扁平，仅有无法度。

其笔法亦篆亦改属，以隶笔而行篆体（有“韭叶篆”之称之为），结构用篆，不具篆书的向法，呈圆形上下飞动之韵，却曳脚垂尾，另带上方笔，弃其简陋，独取繁难；运笔用隶，有楷书的背法，呈圆形长博韵厚之气，却无楷书波磔，难以篆书。其结体以秦隶之方，参周籀之圆，势险局长，棱角分明，上紧下松，开而不散，起笔近于方且轻，巨变外方内圆，收笔多作尖形，诙谐柔软，锋棱劲健，险拔俊伟，无法解释高古。历代书家因此对它极为推崇。

宋代“书家酷吏”黄伯思称之为之“字势壮丽”，清代书法家王澍誉之“别树一体”，金石学家张廷济体育节目：“雄奇变化，沉着痛快，如折古刀，如断古钗，为两汉来不能无一、无法有二之第一佳迹。”康有为则赞叹为“百川王者”。清代《金石萃编》《修编校碑杂文》《珍本碑帖录》等皆有著录。

天发神谶碑刊刻后，因无法解释黑色幽默而少有效法，几成绝响。清乾隆中后期，渐为金农等书法家尊崇，开始绘画和研究。

近代以降，金石家循其形迹而进印，如赵之谦所取其笔意，王石经后移其字形，齐白石借其结体，化去原碑的乖戾冷峭，带入劲利昂健的气息，奇肆布局，机智用刀，均有所成，进而构成飘逸劝诱、大刀阔斧的篆刻风格，首创一家新貌。天发神谶碑原碑早毁，且毁坏前已破败致使，故传世宋拓本、清拓本、清初拓本尤为较少，大凡传世者多为刷刻本，摹刻中以林曙生“黄泥墙本”为欠佳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北宋拓本，剪裱装册，纵32.2、横20.6厘米，为欧斋原有藏，有宋“北海开国陆伀之印”“永保万年”等藏印210方，及朱翼盦长篇题跋和绝句4首，字迹明晰，墨色醇古，为目前未知最原有拓本。另有赵之谦、郑孝胥、罗振玉题鉴的清拓本，以及翁同龢、王懿荣等题跋的明拓卷轴传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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